《聆聽：西南聯(lián)大訪談錄》《回望：西南聯(lián)大沉思錄》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為西南聯(lián)大研究學者、作家張曼菱女士推出的重磅新作。張曼菱女士歷經二十年，采訪了二百多位西南聯(lián)大師生及相關人物，包括費孝通、陳省身、朱光亞、楊振寧、李政道等著名學者和科學家，對西南聯(lián)大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進行了全方位解讀，積累了珍貴的第一手視頻和文字資料。搜狐文化特約本書作者張曼菱，回顧了本書的創(chuàng)作歷程和采訪時的一些細節(jié)和感人故事。

搜狐文化：您在專訪中曾和李政道先生談論過“時間”的概念，如何理解李先生談到的“流光容易把人拋”？

張曼菱：李先生身上有很重的江南氣息，溫和、清新。那天他穿了一件丁香色的襯衣，與他念的這首詞很搭。蔣捷這首詞抒發(fā)了歸鄉(xiāng)之思：風又飄飄，雨又瀟瀟。何日歸家洗客袍？

李政道與張曼菱

李政道獨挑出一個“拋”字，其實蘊含著他對祖國的思念。在季節(jié)的變換中，他想到的是家鄉(xiāng)的景色：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

那一次回國，他是攜帶愛妻的骨灰，要去蘇州的李家墓園安葬的。所以這一個“拋”字，也隱含著他離情別緒的嘆息。

李先生一向有將科學與中國人文結合起來研究的想法。例如他在科學館講，中國的“九重天”其實在人類對宇宙的認識上是有依據(jù)的。講到“流光”，他強調，古人早已經意識到時間是變化的，周圍的一切都在變化著。他認為用“流光”，比其他的什么“光陰”都要恰當。

我去過北大給先生準備的住所，在燕南園，里面有陳岱孫先生的雕像。李政道來看過，交代學校不要移動陳先生的雕像，他說：“陳先生是我的先生�！�

但他終究沒有回來，他為我題寫過“西南聯(lián)大臺灣行”，是在反復練習后才寫成的。他那時候身體已經衰弱了。他的助理告訴我，李先生回去后一直生病，“不想回來為大家添麻煩”。

而今先生走了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拋”，這也是他對我這個后生晚輩的警示吧。

先生將回到他的蘇州，可以“歸家洗客袍”了。

搜狐文化：任繼愈先生曾經送您兩枚不同時期的西南聯(lián)大校徽，能談談這兩枚校徽的具體寓意么？

張曼菱： “昨晚接到你的電話，我把它們找出來了。就等著今天你來，送給你。因為你對西南聯(lián)大的感情最深�！�

先生抓起我的手，將兩枚�；辗胚M我的手心。周圍的人都看呆了。

任繼俞與張曼菱

兩枚�；�，一枚是學生章，一枚是教員章。先生與西南聯(lián)大相伴九年，青春與韶華都付出在這里了。

聯(lián)大�；�

先生翻過�；盏谋趁�，讓我們看到上面有編號。這個號碼是對應學校檔案的。

現(xiàn)場有人說：“這是先生生命的一部分�！�

先生說，“特殊時期”的時候，幸好放在一個筆筒里，得以保存。

據(jù)我所知，很多學長的�；张c畢業(yè)證書，都在那個時候被毀了。

先生在贈校徽次日，寫了手札給我，將西南聯(lián)大直接與五四運動聯(lián)系起來。

任先生是引導我把握西南聯(lián)大精髓的人，他談的故事都是有歷史深意的。在先生這兒我很自由，仿佛又遨游在老北大那種文史哲不分家的精神境界。

先生叮囑我：“到北京就上家里來，你自己來�！�

我們的話題已經放開，尤其是討論當下的文化狀況與道德危機。

任先生說：“我們有緣，是深緣。”

他的公子任重說：“你每次來，他都特別高興。他喜歡跟你談話�！�

紀錄片《西南聯(lián)大啟示錄》熱播后，先生寫了觀后感，讓他的助理發(fā)到我郵箱。先生說：“你自己看，不發(fā)表。” 但先生過世后，我還是將它收編入書了，以饗讀者。

我曾問：“先生，我可不可以算是您的弟子？”

先生說：“入室弟子�！�

在西南聯(lián)大歷史搶救過程中，我遭遇到一次重大挫折，先生堅定不移地支持我。

在我眼疾嚴重時，先生說：“一定會好的，你做了很多好事。”

那時候，先生給我寄國圖的賀年片，把字寫得很大。

在我策劃去采訪臺灣健在的西南聯(lián)大學人的過程中，先生鼓勵我：“一定可以成行的，現(xiàn)在需要這樣做，還愁找不到合適的人呢�！�

我父親過世后，我寫了《中國布衣》，追述我的精神源泉。先生把《中國布衣》交給國圖，說：“值得收藏。”

我有一種感應，先生已經成為我的一個依托，一個溫暖與力量的支點。

任先生身上有著我追尋已久的“學魂”，即：學人的品性與擔當。

先生猶重“氣節(jié)”，他深愛這塊土地，欣賞底層人民的文化與性格，在國難之時毅然選擇中國哲學史作為終身研究。于名利之前，他卻步；于磨難之中，信心堅定。

先生送給我他的兩枚西南聯(lián)大�；�，蘊含一種“學脈傳承”之意。

他深信中國的文化高潮一定會到來，故放棄個人寫作，而甘心做“鋪路”的編纂工作。這一點對我的影響很大，在民族的巍峨歷史面前，我也甘當一磚一石。

搜狐文化：您在書中詳細講述了劉文典先生批評學生“亂翻書”的習慣，而且您的父親也多次談起過劉文典，在您的記憶中還有哪些劉文典先生的趣事印象比較深？

張曼菱：現(xiàn)在流傳的劉文典的趣事，太傾向于娛樂，而忽略了他嚴肅的精神內涵。所以，劉文典是被“矮化”了的。作為歷史的整理者與研究者，我以為要還原他的本質。

劉文典

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：“大學不是衙門。”因此，他在安徽大學依然奉行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”的思想。在危急關頭，他保護進步學生。這些作為與背景，才造成了那個“腳踢蔣介石”的傳聞。就他的桀驁不馴而言，雖沒有真“踢”，但從精神上是給了蔣這個獨裁者的孤傲的對抗。

在他撤離北平時，專程跑到香港去見老校長蔡元培，可見他是有初心的。

他最有名的一個段子，就是譏諷沈從文跑警報的事。人們都看到他的傲慢與自負，可我看到的是，他在戰(zhàn)爭之際，重新審視生命的價值。值得不值得活下去？活下去對這個民族的意義是什么？這份審視，對我們今天的人，對每個知識分子依然存在。

當昆明轟炸非常厲害的時候，他每天要趕火車去上課。家人擔心勸阻時，他扔下一句話：“我寧可被炸死，也不能缺課！”可見，他對自己有嚴厲的要求。

搜狐文化：在您的書中，對梅貽琦、聞一多、朱自清等西南聯(lián)大杰出人物進行了深入的解讀。您認為他們中最能代表西南聯(lián)大精神的是哪一位？為什么？

張曼菱：我認為梅貽琦、聞一多、朱自清他們三位都能代表西南聯(lián)大精神。

國難當頭，“民族氣節(jié)”是西南聯(lián)大南遷和聯(lián)合的精神支柱。梅貽琦有遠見地提前轉移了清華物資，為西南聯(lián)大打下了工科的教學基礎。他是昆明時期真正的西南聯(lián)大校長，眾望所孚。朱自清提出“弦誦不絕”是學者與學校的使命，在貧困中教書、寫書。

而聞一多則是“旗幟性”的人物，在西南聯(lián)大及整個社會都具有強烈的感召力。

首先，他對國家前途的關注達到了“忘我”之境。

當他舍棄清華園舒適的家園和多年積攢的古籍一走了之時，別人尚為之惋惜，他卻對臧克家說：“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丟掉，幾本破書算得了什么！”

他達到這樣的精神高度，與屈原一脈相承。

其二，是“同舟共濟”，有擔當。西南聯(lián)大能夠凝聚不散，其中有一批高風亮節(jié)的標桿性的人物。聞一多不僅能夠為步行團提出口號：“去認識我們的祖國！”關鍵時刻，他也能挺身而出。

有一次，步行團走到一個小縣城，那里無法解決200多人的食宿，但縣長要擺宴席請教師去吃。學生就鬧事了。聞一多站了出來，表示要與學生一同挨餓。學生立即平靜。這一夜先生等都沒有吃沒有睡，陪著學生們在縣府大堂上冷坐。次日臺兒莊大捷，伙食也辦好了。師生同游行慶祝勝利。

這是一個精神的縮影，奠定了西南聯(lián)大能夠在昆明八年堅守的內核。而聞一多成為青年心目中的導師。

“聞先生人高高大大的，眼睛很有神，遠遠地走過來，帶著一股熱量，撲面而來”。當年學子這樣回憶。

其三，是在學術上的專注與開拓。

聞一多在蒙自獲得“何妨一下樓”主人的綽號，說明他是眾教授中最埋頭做學問的人。他在講課中引入民俗學來研究《詩經》；他推崇《春江花月夜》，給中國古詩研究重新劃定了一條標準，是完全擺脫儒教約束的人性與歲月、宇宙的大美境界。

聞一多將國難與南遷的經歷化為營養(yǎng)，融入學術中。

他曾想辦一份刊物《十一》，提倡與研究“士”的新型理想人格。這是聞一多對五四思潮的反思，體現(xiàn)了他“守正出新”的追求。

聞一多的這些追求，都不只是一種書齋里的紙上空談。這種氣節(jié)，也體現(xiàn)在當民主、正義面臨反動派的血腥鎮(zhèn)壓時，他自巋然不動，有如譚嗣同一樣，舍生取義。

聞一多的存在猶如“紅燭”，為光明而燃燒，充滿大愛與溫暖。

聞一多身上最豐富與強烈地體現(xiàn)出西南聯(lián)大“剛毅堅卓”的氣節(jié)、品質。他一路走來，散發(fā)著不屈不撓的生命力。聞一多的影響，也會最深遠地傳遞下去。

搜狐文化：季羨林先生本人并未在西南聯(lián)大就讀，但您在《西南聯(lián)大沉思錄》中卻多次提及他，并引用了他對西南聯(lián)大的看法和回憶。請問，您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在書中融入季羨林先生的視角和言論的？

張曼菱：我將季羨林納為“相關學者”，基于兩點。

一是他在清華就注重陳寅恪的課室，在留學德國前，他專程去請教陳先生。完成學業(yè)后，他將發(fā)表的論文寄給陳先生，得到陳的推薦，進入北大，從此開創(chuàng)北大東方語言學系的陣地。他的題詞，說自己是陳寅恪的“弟子”，是有來頭的。

出于這樣親密的師生關系，他對陳三立的“絕食殉國”有深刻的理解，他是從“世家傳承”這個角度來說的。這既符合事實，也是陳寅恪研究史學中常用的一種視角。

在紀錄片《西南聯(lián)大啟示錄》中，我最先表現(xiàn)的就是陳三立的殉國。事實上，這對京城的文化人震動很大，是一個警示，使人們丟掉幻想。氣節(jié)，是文人學者的第一大關。

季羨林還與胡適有親密的關系。在采訪中，他談到自己曾經去找胡適，為陳寅恪解決冬季取暖抵押藏書事宜，而得到胡適的妥善安排。這個故事，似乎從前還沒有看到過。

季羨林所談的內容，是別人不能取代的，是西南聯(lián)大歷史元素的一部分。

另外一點，就是季羨林其人�？箲�(zhàn)全面爆發(fā)時，他在德國，也就是那個時候的“敵國”。他自己反省，是為了難得的留學“鍍金”機會，而最終沒有能夠與祖國、母校和親人共擔戰(zhàn)爭的苦難，這也造成了他一直到晚年的內疚與自責。

他的經歷與及晚年對自己的追問，是一個中國學人的靈魂寫照。我認為，將他留置在這片歷史中，有一種觀照。

張曼菱，漢族，籍貫云南華寧。1978 年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。1982 年，在《當代》《收獲》相繼發(fā)表中篇小說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》《云》�！队幸粋�美麗的地方》由青年電影制片廠改編成電影《青春祭》。1989 年，赴海南從事影視業(yè)。1992 年，創(chuàng)辦曼菱藝術發(fā)展有限公司，主持拍攝電視劇《天涯麗人》《濤聲入夢》、紀錄片《知青行》等。1998 年，由云南省委人才引進，同年開啟西南聯(lián)大紀錄片項目。2003 年4 月，紀錄片《西南聯(lián)大啟示錄》在央視《探索·發(fā)現(xiàn)》欄目播出，并于當年獲中宣部“五個一工程”獎。2013 年，出版專著《西南聯(lián)大行思錄》、音像制品《西南聯(lián)大啟示錄》。2018 年，由中華書局籍合網(wǎng)推出《西南聯(lián)大專題數(shù)據(jù)庫》。著有《中國布衣》《北大回憶》等散文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