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于溥心畬的書法，人們的關注似乎遠沒有對其繪畫關注那樣多，事實上，溥氏于書法所下功夫遠遠多于繪畫。

啟功認為：“心畬先生的書法功力，平心而論，比他畫法功力要深許多”。

溥氏傳世最多的作品是楷書及行草書，最能代表其書法風貌的也是其楷書和行草書。就藝術(shù)水準而言，楷書法勝于韻，行草書韻勝于法。

此聯(lián)刀斬斧齊的筆畫、內(nèi)緊外松的結(jié)字，體現(xiàn)出《圭峰碑》的特點。

而其空靈，似甚于此碑；橫折拉長的筆畫，是和尚體所賦予，非館閣體所能。

溥心畬于1949年渡海赴臺后，曾因其書法成就而被推舉為“渡海五家”之一，另四人分別是陳含光、于右任、劉太希、臺靜農(nóng)。就溥氏帖學成就而言，又有“臺灣三百年來帖學第一人”的美譽。溥心畬的好友臺靜農(nóng)曾評價溥氏“以天才卓犖，筆思超妙，故能工于各體。

行草則意態(tài)飄灑，融會‘二王’，自具神韻�？瑫鴦t應規(guī)入矩，本諸唐人，亦時見成親王體勢，亦是由于昔日貴族風尚故耳。小楷書純是晉人法度，雋雅有勁氣，甚為難得，惜不多作”，所見甚確。

溥心畬早年的大楷主要取法顏柳歐三家，后于裴休《圭峰碑》 用力頗多。小楷初學“二王” ，后亦寫隋碑。

除晉唐諸家楷書之外，作為清王孫的溥心畬，對于成親王永瑆的楷書也下過很多功夫。永瑆的楷書主要得力于歐陽詢、趙孟頫兩家，也曾致力于《圭峰碑》。

顯然，永瑆書法在當時是被視為宮廷書法典范的，其中的滿人自我確證意識顯而易見。溥心畬的楷書“得自裴休《圭峰碑》與成親王的筆勢，空間的布白，行筆的波磔撇捺，行距與行距之間，都維持一個穩(wěn)定平衡的明顯特征，不斷地復制自己的風格，也呼應了儒家的道德傳統(tǒng)”。

楷書對于溥心畬而言，維護祖宗禮制的意味要遠大于自我意趣表現(xiàn)的意味，行草書則反是。

一般評價清代楷書，大多以館閣體目之，其特點被簡單歸納為“烏、方、光”。其實館閣書風在清代也不是一成不變的。

溥氏的楷書總體成就雖然沒有其行草書藝術(shù)水平高，書寫技法也并不復雜，甚至不乏程式化的書寫意味。

但是，其楷書作品所散發(fā)的卻是當今頗為難得的清剛雅正之氣，睹其字，如見其人，這是溥心畬楷書值得人們重視的方面，而不是僅僅關注其點畫、結(jié)構(gòu)的高下， 純粹作美術(shù)風格上的分析。

就溥氏而言，他在談到各體書法審美標準時，也提倡“習楷，得其方嚴”，顯然也是這種正統(tǒng)楷書觀念的延續(xù)或者說維護。

既然楷書所表現(xiàn)的是被束縛甚至壓抑的人性，那么這被壓抑的必然要尋找一個出口，這就能解釋何以溥心畬行草書的風格如此灑脫、空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