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寶釵被譽為“山中高士”，結(jié)合《終身誤》曲前后文，出處大致是高啟詠梅的“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”句。高啟才名滿天下，是很清高孤介的人物，但以“身不屈于王公，名不耗于終始”（《皇甫謐·高士傳序》）的標準，高啟畢竟做過明朝的翰林編修，雖然最后因為一篇文章，被朱元璋懷疑替張士誠招魂而被腰斬，但比之曾經(jīng)因“叩馬而諫”的自屈就未能入選“高士”的伯夷叔齊，大概還進不了“高士”行列。

“高士”一詞最早現(xiàn)于《墨子.兼愛.下》，“吾聞為高士于天下者，必為其友之身，若為其身；為其友之親，若為其親。然后可以為高士于天下”，這個要求，比之儒家五倫，是遠過于朋友之倫的“善”了�；矢χk作《高士傳》，嵇康作《圣賢高士傳》，兩人各以自身偏好對歷代人物作了取舍，其中“好奇?zhèn)�俶儻之畫策，而不肯仕宦任職，好持高節(jié)”的魯仲連是共有的。按《史記.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，魯仲連自道“所貴于天下之士者，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賈之事也，而連不忍為也”。這樣的人物，雖機巧迭出，動機卻是真正的“大公無私”。

兩部書都成于“獨尊儒術(shù)”已久的魏晉時期，價值觀上自然是奉儒家為圭臬。但其時戰(zhàn)亂不斷，民間固然慘痛無比，廟堂、門閥之間也是屢有生死殘殺，士大夫階層常有朝不保夕之感，一時玄學(xué)大起，側(cè)身于山林者眾。不可避免的，兩部“高士傳”就都多少帶了點老莊的影子，也都有用“隱士”轉(zhuǎn)代“高士”的趨勢。再往后近2000年，大儒頻出，變化繁雜，到了《石頭記》，“高士”的寓意也就更為豐富。

通部《石頭記》看來，薛寶釵待人處事，心態(tài)寬厚、樂于助人且不求回報，雖因限于活動空間，比不得魯仲連這樣的從橫捭闔急公好義，但于閨閣中已經(jīng)算得上翹楚；平常住在“雪洞”一樣的房間里，上能悟佛老，下能諷“螃蟹詠”，靈臺通透，隱逸之態(tài)盡顯。 “義”與“隱”兩者兼具，以古義而言，謂之“高士”自無不妥。

但曹雪芹的“高士”標準要高于此。

書中概述寶釵，首次是第五回，用“行為豁達，隨分從時”；后一處在第八回，用“罕言寡語，人謂藏愚，安分隨時，自云守拙”。至第五十六回，濃墨重彩寫寶釵行跡，回目即為“時寶釵小惠全大體”。以《石頭記》作者的如椽之筆，為寶釵作傳，竟三次用了“時”字，這就不能以寫作技巧上的“特犯不犯”來解讀，顯然是作者用“狡猾之筆”特意指明，“高士”還要具備一個重要屬性。

是為“時”。

“時”是經(jīng)典的儒家范式用語，泛見于諸多典籍，有“是”、“伺”等義項，但運用最多的，則是“時機“。號為六經(jīng)之首的《易》，有“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”之語。其中的“時”，與“變通”勾連，正是“安分隨時”的意思。

孟子將“時”提到了最高的位置。《孟子·萬章下》云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時者也�？鬃又�謂集大成�！�

儒家自孔子始，就對純形而上學(xué)的探索并不看重，而更強調(diào)道德、審美等個人品性，在人生過程中、在復(fù)雜、深厚的交際關(guān)系里不斷成長，最終成為“仁”人。這是一種以社會和他人為相處對象的個體修養(yǎng)完善模式，自不可顢頇強為，更不能魯莽從事，取“時”守“中”，講究理性，是儒家一貫的行為準則。儒家重 “時”，是指圣人成事，既要觀照個體自身，是否具備必要的器質(zhì)與能力，比如”清“的高潔、”任“的能力、”和“的本心，但更為重要的，是有與環(huán)境相匹配的時機，這才是“從心所欲而不逾矩”，才能“集大成”。

因此，儒家雖始終秉持性善論，提倡君子的責任是救世濟民，為心要善，原則要強，但手段卻是靈活多變毫不拘泥，內(nèi)在并不缺乏創(chuàng)新余地與生命力。發(fā)展至陽明心學(xué)，上接孟子衣缽，“心即理也”蔚然大盛，達到了儒家從“認識論”到“本體論”的理論構(gòu)建，單以其對儒家思想體系的貢獻論，與基督教一代大賢馬丁.路德的“因信稱義”并無二致。

以這個角度對照薛寶釵，許多后人詬病的行為就有了解答：金釧投井，她想到的是寬慰王夫人，一則自然是親疏，二則金釧已死，唯有減免了王夫人的內(nèi)疚，隨后的處置才會有利于金釧及其家人，這就是“從時”；柳湘蓮出家，她想的是發(fā)散貨物，因為從內(nèi)心深處，她絲毫不認可這種感性而沖動的行為，而耽于傷悲誤了正經(jīng)事，更是于事無補，這也是“從時”，是“心即理也”。

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說過：

我們說具體情形擁有獨特而又最終道德的特質(zhì)，這樣便等于把道德考慮的重量和負擔轉(zhuǎn)移到智力上去。這樣做并不毀壞責任，而只是把它安于具體位置。有關(guān)道德的情況，要求判別與決定先于行動。情況的實際意義與解決方案，并不自明。必須搜尋。

儒家與“實用主義”，都是對人與社會之間關(guān)系的關(guān)注度更高，關(guān)于這兩者的比較研究，已經(jīng)成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一門顯學(xué)，從以上引文來看，其相近處真是不少。

再看寶釵在“小惠全大體”一回中的立意：

“學(xué)問中便是正事。此刻于小事上用學(xué)問一提，那小事越發(fā)作高一層了。不拿學(xué)問提著，便都流入市俗去了�！�

這番議論，學(xué)識兼?zhèn)洌�意思通達，不單是“高士”，已經(jīng)儼然是大儒作派，或者，也算得上一個實用主義者的行為準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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