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們常認為華茲華斯后來退化為一個保守的詩人，批評他忘卻早年的革命熱情和激進理想。華茲華斯身上確有保守的特點，但“文化守成”一詞或許更加準確，即敬畏傳統(tǒng)，遵從習俗，看重具體實在的情感，而非抽象的人性和理念。

與早年的一腔熱血相比，成熟后的華茲華斯表現(xiàn)出一種樸素的勇氣，每一個活在世上的人都或多或少分享著這份勇敢，大可不必拋尸疆場或投身革命，因為，只有經(jīng)歷過風云變幻的人才深諳此理：“無論人們出于希望或憂慮而經(jīng)歷了多少次革命式巨變，世事的體系仍未改變”，而“人類的心靈能比其居住的大地美妙千百倍”，因為“其本身具有更神妙的材質(zhì)與織體”。

本文出自11月21日《新京報書評周刊》“華茲華斯：樸素的勇氣”專題B02-03版。

撰文 | 朱玉

01

生活之勇：生活與藝術(shù)互相扶持、彼此鼓勵

1799年12月17日，華茲華斯兄妹啟程，穿越奔寧山脈，一路上冰天雪地，風雨交加，晝短路長，但他們沒有灰心，而是“勇往直前，如海上的兩艘輪船”，在徒步三天三夜之后，終于抵達格拉斯米爾。華茲華斯身無分文，亦無確定的未來。

華茲華斯二十九歲。十七歲時，他第一次離開故鄉(xiāng)的湖泊，前往南方的著名學府劍橋——卻發(fā)現(xiàn)“似在錯誤的時間來到錯誤的地點”。巴士底獄被攻占時，他曾以一位十九歲理想青年的全部熱誠擁抱法國大革命。伯克發(fā)表《法國革命沉思錄》那年，二十歲的華茲華斯與劍橋同學徒步壯游，翻越阿爾卑斯，“法蘭西正值最金色的時光，/人性也似乎再次于世間誕生”；并在一年后再度赴法，初嘗愛情的烈焰，成為一位不合法的準父親。

路易十六被處決八天后，華茲華斯的兩部詩歌《黃昏漫步》和《景物素描》出版，英法宣戰(zhàn)。華茲華斯在祖國感到孤立，也無法渡過海峽去看望愛人和尚未見過的幼女。二十五歲時，他與激進分子過從甚密，成為葛德文家中的�？�，并初遇柯爾律治——兩個人都對他產(chǎn)生重要影響。二十八歲，活躍的心智交流，耀眼的靈感碰撞，促成《抒情歌謠集》，啟動自傳體長詩《序曲》。

十二年來，他見證了革命的風云，踏遍歐陸壯景，寄居國際都市——倫敦、布里斯托、巴黎、漢堡，因身處政治文化中心而興奮；拒絕牧師工作，認為那種生活單調(diào)乏味，不止一次希望在倫敦謀職；置身社會名流，旁聽議會辯論，參與思想交鋒；他也曾擁有偉大的友誼，度過奇跡之年，發(fā)表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。而立之年的華茲華斯不僅穿過但丁的幽暗森林，還見識過林外的明朗風景。

然而，一個這么見過世面的人，為什么回到舉目無親的湖區(qū)，當他的兄弟們或在倫敦或在劍橋蒸蒸日上？為什么不惜頂尖的教育背景和廣泛的人際關(guān)系，甘于在遙遠的邊緣地帶默默無聞？一個人需要何等勇氣才能在峰回路轉(zhuǎn)之后選擇回到起點？在《安家格拉斯米爾》中，詩人寫道：

/ /

我們來此，并非內(nèi)心柔弱，

畏懼或者完全無視真相，

并非懷著浪漫的希望，以為

在如此可愛的地方能找到

愛、完美的愛，在如此莊嚴處

能找到同樣莊嚴的心智，以為

它寓于此地的居民，人如其境。

……

我來此，

并非夢想風平浪靜的生活、

純潔無染的儀止；生在山中，

長在山中，我并不要什么天平

來制衡我的希望；善良令我愉悅，

邪惡也不會令我退縮，伴著厭惡

或極度的痛苦。我尋找的是人，

情同手足、普通平凡的生靈，

他們和別處的人們沒有兩樣，

也會心懷自私、嫉妒和報復，

也會鄰里不和——這真是愚蠢——

以及諂媚，虛偽，爭吵與誹謗。

/ /

這是勇敢的抉擇。他直面現(xiàn)實，并沒有把格拉斯米爾當作桃花源�！捌嗲宓泥l(xiāng)路變作敞開的學�！�，他從中觀察具體的人性和真實的情感。他視連續(xù)兩個月的暴風雪為考驗，愈發(fā)堅定著安家的意愿。而格拉斯米爾的鴿舍比他住過的很多房子都要狹小簡陋。帶病勞作、白手起家的艱辛不會阻擋修建花園的需求，因為這也是對美的追求，是讓“心靈與外界和諧聯(lián)姻”。

格拉斯米爾湖

“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�！�（米沃什《禮物》）相反，這是華茲華斯的心愿，盡管他始終在書寫心靈的成長。

第一次瞥見格拉斯米爾時，他還是個學童，當時心生向往——“若能在此生活該多么幸運！”選擇回到兒時遠望的地方，與故我重續(xù)關(guān)聯(lián)，無論其間有多少斷裂，詩人依然聲明：“我的原則沒有任何改變”。人與詩人也要天衣無縫，彼此交融、互相發(fā)現(xiàn)，前者因后者而神圣，后者因前者而更具實質(zhì)。

與柯爾律治制定的《隱士》計劃以其崇高的立意激發(fā)他身體力行地投入隱居生活，但隱居不是隱退，而是投入更加真實的世界。在戰(zhàn)火紛飛的年月，華茲華斯認識到他的天職不是成為革命激進分子，而是成為平凡生活中慰藉人心的詩人：

當他開啟格拉斯米爾的生活，他感到一場生活實驗即將開始：生活與藝術(shù)應該互相扶持，彼此激勵。他的藝術(shù)使命已然決定他的人生選擇；他也希望，他的生活方式將證實他通過詩歌所傳達的價值是真實不虛的。

02

寫作之勇：不屈從于流行的觀點和思維方式

與生活之勇相匹配的，是寫詩的勇氣，不僅在于他提出創(chuàng)新的詩歌美學，挑戰(zhàn)時代品味，寫作行為本身就需要耐心、毅力和勇氣。華茲華斯喜歡在戶外寫作。他很勤勉，“每天早晨都獨自外出……在很多次陣雨中，我猜他就站在傘下一動不動，在路中央，或田野上”。伴隨著寫作的是疼痛。每當華茲華斯醞釀一首詩，他的身體就會感到各種不適，可見他為寫作投入了全部的身心：“我的胃和腰不太舒服，心口也隱隱作痛。”微茫的燭火，自制的筆墨，有時，連書寫的紙張都要請求外援，華茲華斯還患有頑固的眼疾。然而，與這些相比，更大的困難來自負面書評和由此導致的銷路不佳。

在六位主要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中，除了一夜成名的拜倫之外，大多數(shù)詩人在世時都沒有得到公允且充分的認可。人們甚至認為濟慈是被負面評論殺死的�！稅鄱”ぴu論》的杰弗里是好幾位詩人的“天敵”。他那致命的開頭常給人留下?lián)]之不去、難以逆轉(zhuǎn)的印象：“這絕對不行！”杰弗里在《抒情歌謠集》序言中聽到“某種宣言”，看出華茲華斯在語言層面的激進思想將顛覆社會秩序。

他認為《永生頌》是《兩卷本詩集》中“最不可理解的一首”。他以常人的思維拒絕將華茲華斯筆下的商販視為詩意的虛構(gòu)：“一個走街串巷賣法蘭絨和手帕的人能有這樣的高談闊論，很快就會把他的顧客全都嚇跑�！彼�也無法理解華茲華斯在寫給查爾斯·詹姆士·福克斯的信中所說的，“衣著樸素者感受至深”。他認為華茲華斯“為詩歌獻身”的說法不過是“一個血本無歸卻不愿放棄的人絕望的自吹自擂”。

杰弗里的書評巧妙地顛覆了華茲華斯詩歌和序言表達的每一個觀點：“他的隱居切斷了與文明社會的交流；他的預見不過是幻覺；他的詩歌想象理論一派胡言；他的風格冗長；他的高談空洞；他的‘哥特式教堂’建在沙灘；他全部的作品不是揭示了真理，而是合成了荒謬�！�

負面書評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銷路不佳和連帶的生活艱難。不算短期來訪的客人和周末留宿的男孩（柯爾律治的兩個兒子），平日里十幾個人吃飯是常有的事。沒有錢怎么辦？但華茲華斯不會逢迎，他寧可自己去工作——因此遭到雪萊、勃朗寧等人的嘲諷——盡一家之主的責任，保障生活，才有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的可能，“只有比華茲華斯更浪漫，或者更自私，或者更慣于有錢的人才會說藝術(shù)的召喚本來就比家庭的需求更加重要�！�

華茲華斯

愛默生這樣評價華茲華斯，“在如此功利的時代，要付出如此果敢的行動，除了他東方的隱逸精神之外，還需要不可征服的野性力量，那種鄉(xiāng)下人常見的蠻勇。否則，他不可能成功地抵御輿論的洪水。他是唯一沒有屈從于流行觀點和思維方式并最終獲勝的一位�！比A茲華斯可以無視杰弗里的種種攻擊，但有一點他必須辯駁。

杰弗里唇槍舌劍的核心論點是：華茲華斯雖有志成為偉大的詩人，卻執(zhí)迷不悟地選錯了題，“用他最莊重、最溫柔或最熱情的語思描寫大部分讀者視為低級、愚蠢或無趣的事物”。這恰恰是華茲華斯最看重的地方，也是他詩歌的革新之處。的確，華茲華斯歌唱日常的奇跡，并相信人的心靈可以被簡單的事物所打動，堅信民族復興與讀者想象力的提升密不可分。事實上，從《抒情歌謠集》開始，華茲華斯就在進行一場詩歌實驗，考驗著大眾的品味，校正人們的情感。1800年《抒情歌謠集》的扉頁上就明確寫著“律師們，這不合你們的品味”，隱含地向那些靠寫書評來賺外快的律師們發(fā)出挑戰(zhàn)。

華茲華斯的勇銳之處在于他能夠逆流而上，堅持自己的品味。他的好友柯爾律治曾指出，“每一位偉大而創(chuàng)新的作家，根據(jù)其偉大或創(chuàng)新的程度，必須開創(chuàng)自己的品味，使人們由此去欣賞他；他必須教會人們?nèi)绾稳ヮI略他�！彼�的詩是“關(guān)于鑒賞力的詩歌”。他斷言，這樣的詩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：

因為，人類的心靈無需粗俗和強烈的刺激就能興奮；若對此一無所知，更不知道一個人之所以高于另一個就在于這種能力，那么，他對于心靈的美與尊嚴一定知之甚微。對我而言，在任何時代，作家的最佳職責之一就是致力于培養(yǎng)或擴大這種能力。然而，這一職責，盡管在一切時代都很重要，在今天卻尤為如此。

因為，史無前例，在我們的時代里，眾多因素正在以一股合力鈍化著心智的鑒賞力，使心靈不能發(fā)揮任何主動性，乃至退化到一種蠻荒的愚鈍狀態(tài)。這其中最顯著的因素就是那每天發(fā)生著的國家大事和城市中急劇增加的人口，單調(diào)乏味的工作使人們產(chǎn)生對特別事件的如饑似渴，而信息的高速傳播又能隨時滿足人們的需求。（1800年《抒情歌謠集》序言）

這個強烈譴責成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時刻。華茲華斯堅稱，詩歌有義務去抗衡當代文化中的這種趨勢，一個真正的作家應保持對抗的姿態(tài)。

華茲華斯在劍橋的宿舍

華茲華斯的很多作品都呈現(xiàn)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謙遜與靜穆，旨在揭示人性中安靜、為人忽略的地方。成長于尚理的啟蒙時代，閱讀過泛濫的感傷文學，他認為詩歌應表達最質(zhì)樸的情感，一如《丁登寺》中“那沉靜而永在的人性悲曲”，“既不尖銳，也不刺耳，卻擁有豐沛的力量去凈化與攝持”；目睹著大量人口從鄉(xiāng)村涌向城市，他不僅逆行，而且樂于選取鄉(xiāng)土素材；他的確提倡詩歌應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平實語言，摒棄當時流行的雕琢文風，但他也發(fā)明了一系列獨屬于他的表達；他的確主張平凡日常皆可入詩，但他能在卑微中洞見無限，在人性中領受神諭；他為敘事歌謠賦予抒情維度，為抒情詩歌找到不同題材，讓田園詩不避人間苦難，從而表現(xiàn)人性的悲愴。

而這悲愴的又是那么平淡無奇，沒有宏大敘事，沒有驚心動魄——對于信者的耳朵，卻也動聽。對他來說，詩歌是精神的代言人，否則什么都不是。他希望喚起讀者的想象力，從而進入一個更具思想和精神活力的世界。

偶爾，詩人也會極度消沉，想到也許有一天“孤寂、心痛、沮喪、貧窮”會接踵而至，想到“我們詩人年輕時以歡樂開始；／卻終不免陷入失意與瘋狂”。在憂愁中，詩人忽然看見池塘邊有一位“最老的老人”，身體佝僂，病痛纏身，如一塊巨石或一只蹲伏著的海獸。老人告訴詩人，他靠拾水蛭為生，過著誠實的生活：

/ /

他話音虛弱，來自虛弱的軀體，

但字字以肅穆的秩序排列，

似伴有崇高的旨意——

字斟句酌，非凡人可企及，

一段莊嚴的言說，如蘇格蘭

虔誠的人們使用的言語，

能平和地對待一切，不論上帝或人類。

/ /

“虛弱”，然而“肅穆”、“崇高”、“莊嚴”，仿佛老人的語聲蘊涵著宗教般的神圣。而“秩序”、“字斟句酌”等特征又暗示老人的語言富有詩意，體現(xiàn)詩歌創(chuàng)作過程或者詩歌本身。一時間老人似乎兼具了布道者與詩人的雙重身份。詩人聆聽著老人的訴說，感到老人的語聲如同溪流那依稀難辨的聲音，似乎與周圍的自然景物、聲音融為一體，傳達著本質(zhì)而恒久的精神。

詩人聽不清老人具體說了什么，因為詩人的思想已經(jīng)超越了眼前的畫面而升華到內(nèi)在的精神圖景，老人就像我“夢中邂逅的身影，/或如來自遠方的使者，/以適時的訓誡，給我人性的力量”。這首詩原名《拾水蛭的人》，讓我們看到抒情詩的不同題材；后更名為《決心與自主》，則更加凸顯主題。希尼在《華茲華斯詩選》序言中曾精彩地論及這首詩：

表面上看，與流浪者的邂逅，對其生存狀況的好奇，體現(xiàn)了民主、甚至共和的色彩。頓悟的時刻將老者神化，又呈現(xiàn)出靈視的特征。從奇遇中汲取智慧，揭示了詩文的哲思。直率的自我剖析帶來凈化（cathartic）。詩節(jié)的形式彰顯了精湛的詩藝。山林水澤、風雨陰晴的描寫不僅優(yōu)美，而且治愈，激發(fā)我們?nèi)ジ形蛟谑八�蛭者莊嚴的苦行與荒野凄清的苦境之間的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�？傊�，典型的華茲華斯風格。

03

留守之勇：“最后的浪漫主義者”

1839年6月12日，華茲華斯在芬尼克小姐的陪同下，出席了牛津大學榮譽學位授予儀式。起初，官方的熱烈致辭并沒有打動詩人，然而，當發(fā)言人約翰·基布爾稱他為“人性的詩人”時，他才感到真正的理解，因而充滿感恩。座無虛席的聽眾中還有馬修·阿諾德和亞瑟·休·克拉夫。此時此刻，下一代最重要的聲音正在致敬當代最偉大的詩人。在某種意義上，這證明了他早年的話，“我的詩寫給未來。”1843年，華茲華斯榮膺桂冠詩人。此時的詩人，七十三歲，恐怕“愛與名已沉入虛空”了吧。

雖然他活著見證了遲來的聲名，但生命中重要的人大多辭世，未能分享這一時刻。華茲華斯一生經(jīng)歷了許多生離死別。幼年失去父母，1805年失去弟弟，1812年痛失兩個幼子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，他失去了最心愛的女兒，差點兒追隨她走進墳墓。朋友中，描繪皮爾城堡的博蒙特，與他湖畔散步誦詩的同學，阿爾卑斯之旅的同伴也先后離去。詩人里，司各特、柯爾律治、蘭姆、騷塞相繼辭世；而第二代浪漫主義詩人也都英年早逝。

華茲華斯成了葉芝筆下的“最后的浪漫主義者”，高頭大馬上騎士猶在，勇敢地堅守著浪漫主義群體的美學（盡管“浪漫主義”是后來的命名）。華茲華斯重申他的“湖畔派”身份，宣稱這個頭銜是光榮的徽章；《達登河》和《重游耶羅》延續(xù)著詩人通過漫游領悟真諦的感知方式；《湖區(qū)指南》引領人們欣賞自然，更歌頌純凈的社群和基本的人性；自傳體長詩一面梳理自我的成長，一面?zhèn)鬟_著普遍而深厚的同情。

與此同時，詩人積極發(fā)揮他在民族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影響——在“饑餓的四十年代”，他反對奴隸制，反對新濟貧法，關(guān)心死刑、非國教法，擔心火車破壞生態(tài)，也間接地影響著牛津運動。一八二五年，海茲利特曾出版了一組隨筆，題為《時代的精神》。一八四四年，理查德·亨吉斯特·霍恩出版了《時代的新精神》，試圖展示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風貌。兩本書中都有華茲華斯。在霍恩的書里，華茲華斯不是遺跡，而是新時代的組成力量。

華茲華斯的家“鴿舍”。

在創(chuàng)造力減弱的時候，他的聲名卻越來越強盛。面對衰老的征兆，面對“靈光的逃遁”，面對轉(zhuǎn)型的維多利亞時代，華茲華斯接受損失與變遷，但依然心懷希望。在七十華誕后的八月，華茲華斯最后一次登上海芙琳峰。登山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戰(zhàn)績，同樣了不起的是，“一路上他都在寫詩�！敝粮叩臉s譽并沒有改變他過去五十年來形成的生活方式：寫詩，攀登。相反，生活的重心比以往更加堅定：與瑪麗相依的萊德爾山莊生活。

華茲華斯依然健碩，還能幫助園丁植樹、剪枝。這一切的背后，除了一個有愛的家庭，還依賴詩人的自愈機制：在很多詩中，華茲華斯承認損失，但隨即表明“我們不會悲傷，而是找到力量”。失與得是詩人頻繁的主題。然而，無論他如何書寫“補償”，失去的畢竟失去了。只有面對現(xiàn)實、自我修復，才體現(xiàn)勇者氣概，盡管，勇氣不代表不悲傷：

/ /

歡迎堅毅，歡迎耐心的歡笑，

歡迎許多尚需忍耐的景象！

如我眼前這些，或者更糟——

我們且忍且哀卻并非無望。

/ /

本文原載于11月21日《新京報書評周刊》B02-03版。撰文：朱玉；編輯：徐悅東；校對：翟永軍。未經(jīng)新京報書面授權(quán)不得轉(zhuǎn)載，歡迎轉(zhuǎn)發(fā)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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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1日《新京報·書評周刊》B01版～B08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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